哪部作品的观众反响是最强烈的？
张瑜：我没有留在上海电影制片厂，蛮可惜的。但是我还是觉得上海电影制片厂是我的一个归宿，是我的家。尽管一些老人都不在了，但是演员剧团那种氛围还在。对于中国电影整个历史长河来说，上海电影制片厂真的为电影做出了很多的贡献。我觉得蛮荣幸的，能够做一个改革开放的参与者，能叙述一些过去的事情给大家知道。
从《庐山恋》到《巴山夜雨》，再到《小街》和《知音》，《庐山恋》应该是观众反映最强的。《庐山恋》它不光是当时在放，包括后来在庐山电影院也一直在放，到现在为止，已经整整38年了，大家都很喜欢去看。而且特别是在金鸡奖百花奖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很热情地去投入，去买《大众电影》杂志。
那时候，《大众电影》杂志的发行历史是巨高的，而且每一个老百姓都会为了这件事情非常投入地去填写，这个电影怎么怎么样，这种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。可见当时电影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之大，是他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去亲吻一个男孩子，那么一个吻也是让人家忘不了的，也改革开放“银幕第一吻”
最重要的，《庐山恋》是给人一种希望，给大家一种美好的感觉，还有穿泳衣、牛仔裤、花衬衣、连衣裙……我记得我的观众来信当中，很多信提及的就是，你的那件衣服是怎么做的，你的这些衣服是从哪儿买来的。所以我就说，它就像一股清晨一样的，让人们的眼光突然一亮，觉得还可以这样穿着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权利去追求美，可以有这样的一种自由。
创作《巴山夜雨》的人物角色有难度吗？
张瑜：我觉得创造《小街》和《巴山夜雨》是有难度的。那么我觉得最难演的一场戏是什么呢，是在船舷上，我找不到了李志舆演的这个角色，秋石，我就到船舷上去找他，然后他和我之间的一番对话。这场戏什么也没有，可以借助的东西非常少，我的台词就说了一句，你，胡说，就这么两句。
整个过程实际上是演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，从刚开始拒绝，决然不能接受他的话，到慢慢地可以听进去，那我的眼神变化就慢慢地开始收敛。其实设计得还是蛮有意思的，而且我觉得整个船上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是让人揪心的，所以最后《巴山夜雨》是得到了一个金鸡奖集体的配角奖。
《小街》感触最深的创作过程是什么？
张瑜：在创作《小街》时，有意思的是无意当中产生了一些偶然，而偶然被人们记住了，不能忘怀，比如“张瑜头”。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为了这个角色的女扮男装，没有办法，才剪成了那样的一个短头发。导演带摄影师还有我，我们到了上海南京理发店，一个叫“小老虎”的师傅给我剪的。
当时这个理发师就觉得非常喜欢这个发型，他就把这个拍了张照片，把这个照片就挂在了照相馆的墙上。然后因为这部影片，很多姑娘们就想剪这个发型，但是又形容不出来，就指着这张照片说，我要这个发型，无心栽花柳成荫，就是这样子。
我觉得，可能最初的伤痕文学它更加暴露、更加直接，它讲的是知青经历的一些心里的苦难，但是当人们把这个负面情绪宣泄完之后，人们就进入了一个深层次的反思阶段。其实大家常常问我，你在你自己所演的这些影片当中，你最喜欢哪一部。我往往会说，《小街》是我的最爱，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影片，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共鸣的地方。
这个角色就像是一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，永远在胆战心惊中过日子，装扮成一个男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，还要裹胸。那段戏我演得非常忘我，我哭了很久，我不能停，停不下来。我会想到一个女孩子正在发育的时候，因为大环境所迫，她不得不掩饰住这些，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。
这个故事我觉得是比较典型的伤痕文学之后，再次反思的这么一个故事，希望人们重新找回自我、尊严、人性。我已经披上了长发，开始有了那种女性展现出美的那一面，咬到头发，头发飘动的那个状态。我们等于说直接从生活中走出来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保持的东西，比如他的纯真、质朴，这些东西都是抹不掉的，这些都真实地记录在银幕上了。
比如说我现在看到有一些影片，演员在那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但是你一点都不感动。为什么？我仔细研究过，我发现他只是在用技巧，但他的心没有因此而动。假如你身心不动的话，你怎么会塑造好一个角色，我不理解，我也不能接受。
我和陈冲一块演的戏，叫《青春》，我们当时也很年轻，我们都直接从学校出来就走上了银幕。但是我们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们演的是通信员，所以我们就要去接受训练，然后还要像通信兵一样去爬树干，都要亲自去体验，肩上磨得全是泡。
当时《大众电影》登了张瑜跟陈冲的一个摘录下来的往返的信，张瑜的回信特别有意思，就说我不希望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人造卫星，演员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去塑造角色。当时我们的语言都是这样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生活中的交流也都是谈工作，谈如何表演，每场戏演好，都是这些事情。
我记得我和建亚谈恋爱的过程就是书信来往，真的，拿出一封来都能公开的，全部是鼓励的话，卿卿我我的话很少，最多就是最后一句话，三个字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一个时代它真是造就一种人、一种价值观，有时候这个可能还真是能影响一辈子。
我也因为这些戏，我很感谢电影，我不希望我被人们像放射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地放到天上去，我还想更接地气一点，认认真真、全身心地投入，这是我学到的一种敬业精神。
纪念改革开放40年最值得纪念的是什么？
张瑜：它的真，它和生活的紧密的联系。我可以这么讲，从改革开放初期，包括70年代末，整个电影是非常蓬勃、非常巅峰的，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，能够让我们唤起人性中真善美的东西，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。
就像在《小街》里面的一首歌，《妈妈留给我一首歌》，忧伤当中又带了一种美好。这首歌其实旋律并不复杂，但是它有妈妈这个形象，代表了尽管我们现在在经历这种苦难，但是未来是美好的，所以不要忧伤、不要悲哀，唱起它你心中就充满欢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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